旅游文学的概念-凯发k8国际
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
——南朝文学家沈约《悲哉行》
旅游，不光是今天的我们热衷的活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文学家沈约就已经明确提出了旅游的概念。
中国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有名的游记，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姚鼐的《登泰山记》，袁宏道《西湖游记》等，都是古人记录旅游生活的诗歌散文名篇。
其中有一篇《醉翁亭记》，是不得不提的一篇游记，这是欧阳修在滁州写的一篇优美的游记散文。该游记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的优美意境；以曲径通幽、前呼后应的精巧结构布局；以简洁流畅、自然天成的语言特色而成为千古传诵的一篇经典游记。
欧阳修在写《醉翁亭记》的初稿时，用了好多文字描绘滁州四面的山，定稿时，他觉得这段文字冗长，与正文不相干，如果加进去的话，文章就不流畅了，文风也就不自然了，这可不是他的风格。
最后他将这一段文字浓缩为“环滁皆山也”五个字，浓缩的就是精华，这五个字简约而精炼，正好体现了欧阳修散文的特色，这一句也成为散文史上的名句。
经典就是经典，欧阳修用游记的形式将自己陶醉于山水美景，陶醉于与民同乐的山水之情表达地淋漓尽致，让人们在欣赏这篇游记的文字美、图画美、音乐美的同时，思绪也会飘向那醉翁亭，也会想去了解醉卧亭中的那位“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的游客欧阳修了。
这篇游记是欧阳修在宋仁宗庆历六年写的，时年作者四十岁，欧阳修当时在滁州担任知州一职，他在后来赠给朋友沈遵的诗中写道：“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尓来忧患十年间，鬓发未老错先白。滁人思我虽未忘，见我今应不能识。”
欧阳修在滁州为官期间自号为“醉翁”，晚年才更号为“六一居士”，欧阳修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北宋庐陵（今江西安吉县）人，他在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他到湖北随县投靠在哪里做官的叔父。
欧阳修幼年的生活是清寒的，但是他聪慧而好学，买不起纸笔，母亲就用荻草教他在沙地上学字。欧阳修十岁的时候，就到当地有藏书的人家借书读。这样刻苦用功的学习经历，让他在小小年纪就已经掌握了好多的知识，而且养成了极强的背诵能力。
有一次，他在当地一户李姓人家偶然发现一本破旧的《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如获珍宝，就向人家求借此书。主人一看这个十岁的小孩子就这么好学，就把这本书送给了欧阳修。
从此他经常诵读《昌黎先生文集》，并且将此书保留终生，晚年还在这本书的后面题写过书跋，韩愈文集对欧阳修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对他后来的写作和领导北宋文坛的“古文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
欧阳修从小就喜欢读韩愈的文章，他后来将《韩愈文集》补缀校订，作为从事“新古文运动”的作家们学习的第一手材料。
“古文运动”其实就是散文、诗歌复兴运动，是对南北朝以来的骈体文进行的改革。欧阳修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并且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欧阳修为什么要进行古文运动呢？因为自南北朝以后，散文逐渐发展为骈体文，而骈体文讲求形式上用华丽的辞藻，文章中爱用玄奥的典故，还有音韵的诸多限制，使得文体出现了严重的僵化现象。这对文学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明显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
欧阳修从小就爱韩愈的文章，但是这位聪明的少年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不得不去钻研骈体文，而且写出了被其他人认为很好的骈体文。他在二十四岁因为出色的骈体文写作而考中了进士，当时的人们认为欧阳修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骈体文作家。
可是事实恰恰相反，欧阳修一考中进士之后，马上摈弃了骈体文的写作。因为他真正热爱的是像韩愈那样的散文，他的内心是反对骈体文写作的。欧阳修进入仕途之后，他坚定地反对骈体文的写作，以更多的热情投入到新文体（古文）的创作当中。
这种文体也就是唐代韩愈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恢复先秦时期已有的优秀散文形式的文体。欧阳修作为一名坚定的古文运动的支持者和践行者，在他的作品中处处体现着他的散文特色和理论。
这场由唐代文学家韩愈和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最终在欧阳修的推动之下确立了，古文运动也在欧阳修的倡导和带动之下，进入了辉煌的时期，欧阳修也由此成为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
其后在欧阳修的学生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达到了顶峰，同时也开创了宋代散文繁荣昌盛的局面。
（一）文以明道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欧阳修由洛阳调任开封，初次担任馆阁校勘一职，参与编辑三馆密阁藏书总目，这份工作相当于是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欧阳修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下了一篇《洛阳牡丹记》，这是一篇关于牡丹花的专著，具有很强的学术性质，以下节选《花品叙第一》：
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 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花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 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花争高下。是洛阳者，是天下之第一也。
欧阳修曾经在洛阳担任留守推官（地方行政长官的助手）多年，在地方任职期间，他经常体察民情，他在基层的工作是很出色的，对当地民风民俗等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对农学也是很关注的。
在洛阳期间，欧阳修对当地牡丹花的花品、花名以及洛阳人喜爱种植牡丹花的风俗习惯，以及种植牡丹花的方法等都做过深入调研，这为他撰写出这篇学术专著打下了基础。
这篇文章从花品叙、花释名、风俗记、跋尾四个部分记叙了洛阳人爱花的习俗，第一次以文学论著的形式对接花、种花、浇花、养花、医花等方法做出了科学的说明，这篇文章在写作方法上要言不烦、有条不紊，在结构上非常严谨，层次分明，文风朴实自然。
欧阳修的这篇文章实用性很强，这与他文章创作的主旨有明显的关系。他的主张是“文以明道”，他认为“道”是内容，是本质，“文”是形式，是明道的工具，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华丽的辞藻，却没有实质的内容。
《洛阳牡丹记》是一篇典型的“文以明道”的文章，也是他在古文运动中的力作，此后，欧阳修在散文复兴之路上迈出了更坚定的步伐。
（二）文如其人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为批评朝政而触怒了宰相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州。大部分官员都很同情范仲淹的遭遇，而左司谏高若讷却曲意迎合吕夷简，认为范仲淹被贬是合适的决定。
欧阳修是支持范仲淹的，他虽然只担任馆阁校勘的官职，但是他对高若讷的虚伪卑鄙和见风使舵的行径是非常不满的，直接给高若讷写了一封信，这就是《与高司谏书》。
在这篇为范仲淹辩护的文章里，就体现了欧阳修散文的观点鲜明和说理透彻的特点，而且以犀利的文笔，痛快淋漓地对高若讷谄媚权贵，不分是非的行径予以了揭露。
这篇文章不仅直陈痛处，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高若讷无底线的行径，而且表现了欧阳修泾渭分明、为人正直的品质，不知道高若讷读完这封信后，会是什么感受，他的脸色一定是非常难堪的。
也正是因为这封信，欧阳修也受到了打击报复，不久，他就被贬为夷陵县令（今湖北省宜昌市），由此也看出来高若讷卑鄙的伎俩和行径。离开开封，欧阳修到了基层任职，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造福一方和文学创作上。
基层工作四年之久后，欧阳修又被调入开封担任馆阁校勘。基层的经历让欧阳修得到了很好的历练，写作风格日趋成熟，在文学创作上的理论也日臻完善，在当时的北宋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关注。
很多学子都希望在写作上得到欧阳修的指导，欧阳修是平易近人的，他的性格也体现在他的文章中。对于前来寻求帮助的学子，他都是倾囊相助，毫无保留地予以指导。
欧阳修重视对青年学子的培养，并注重人才的挖掘，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予以高度关怀与鼓励。欧阳修在文坛的声望进一步提升，这也为他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一切都水到渠成。
（三）欧阳修注重文章的实用性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前来参加科举考试的秀才吴充一到开封，就给欧阳修投书写信，希望欧阳修能对他的文章予以指点。欧阳修看了吴充的文章之后，立即写下了回信《答吴充秀才书》，以下节选：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在书信中，欧阳修热情地肯定了吴充文章的优点，并且中肯地提出了其中的缺点和原因。欧阳修指出吴充文章中“弃百事不关于心”的缺点。
欧阳修认为现实生活中的“百事”就是文章的具体内容，写作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和生活实际。如果文章脱离生活实际，那么就没有意义了。在这封书信中，欧阳修首次提出“重道以充文”，也就是“文道合一”的文学主张。
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欧阳修进一步确立了“文道合一”的主张，直接批判了不重视内容只重视浮艳辞藻的文风。欧阳修“文道合一”文学主张在这两篇文章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
这是对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的继承和发展。这篇文章不仅论述了文章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而且论及了文学创作和现实的关系。这封信也是一篇非常有名的理论纲领，对古文写作有重要意义。
（四）欧阳修对骈体文的反对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曾巩前来参加科举考试，他和欧阳修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两人亦师亦友。
这位后来和欧阳修同样位列唐宋八大家的青年学子，在礼部应考中竟然名落孙山，因为礼部的应考标准是毫无内容、只是玩弄词句的“四六骈体文”。
欧阳修认为曾巩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后来的事实证明欧阳修确实是慧眼识珠，为了勉励这位青年才俊，欧阳修在送别曾巩回家时写下赠言《送曾巩秀才序》。
在这篇文章中，欧阳修为曾巩这次的落榜而感到惋惜：“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欧阳修充分肯定了曾巩的才学；同时他严厉地批评了当时以骈体文取士的科举制度。
骈体文苛求辞藻华丽却内容空洞，而欧阳修提倡的古文革新是追求文道合一，文章要有现实意义。在文中，欧阳修表达了自己坚定的立场，很明显，欧阳修的写作风格与骈体文已经势不两立了。
欧阳修坚定践行的古文运动，就是为了改革当时文坛上盛行的骈体文，这两种文学观点是截然相反的。
15年后，当50岁的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的身份担任科举考试选拨工作时，他毅然决然地改革了科举考试的制度，直接废除了骈体文取士的制度，提倡科举考试的写作要以平实致用的文风为主。
正是在这次考试中，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被录取，可以说这次考试的意义是非凡的，取得的成就也是非凡的。至此时，欧阳修领导的北宋古文运动，才真正取得完全成功，结束了骈体文在文坛上长达六百年的统治地位，这也是欧阳修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欧阳修以其超凡的眼光和卓越的识人之明，为北宋文坛乃至整个文学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被录取的考生中有的成长为北宋文坛的扛鼎人物，有的也以精美绝伦的散文艺术成就而流传千古。
欧阳修在推行古文运动的同时，当然也招致了强烈的反对声音，在这次的科举考试中，以擅长写骈体文（当时叫“时文”）的考生们就名落孙山了，他们一时无法接受这种结果。
有一次，欧阳修上早朝的时候，他们在大街上就将欧阳修围住，任意指责辱骂，有的学生还写了“祭文”送到欧阳修的家里。
由此可见，当时的形势是很严峻的，欧阳修顶住了压力，义无反顾地推行古文改革，也为散文复兴运动的成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五）欧阳修对墓志铭进行改革
欧阳修在创作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很多人不喜欢他的文章，对他的文章风格不屑一顾，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的好友尹洙去世后，他为亡友写了悼文《尹师鲁墓志铭》。
时人对这篇墓志铭文妄加非议，说欧阳修不近人情；尹洙的家属也不满意这篇墓志铭，认为对家属的评价太简单了。
这是对欧阳修极大的挑战，也对古文复兴运动带来了挑战，欧阳修面临艰难的抉择时，他选择了坚持，于是写下了《论<尹师鲁墓志铭>》。
欧阳修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因为在唐宋时期，墓志铭文多是一些陈词滥调，是套路式的文章，文风也是随意夸饰，有的墓志铭文甚至与墓主人的生平活动大不相符。
欧阳修在给尹洙写的墓志铭文里一反常态，是以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来写的，这与当时流行的墓志铭文风格截然相反，这是欧阳修凭一己之力对墓志铭文发起的一次改革。
与其说这是一篇作者对自己作品自我分析评论的文章，还不如说这是一篇论辩式的文章、作家探创作经验的文章。欧阳修在文章中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墓主人的评价，欧阳修认为一定要客观真实，实事求是，不能随意夸饰。
二是在对墓主人生前的事迹描写中，欧阳修提出要重点选材，一个人生前会有很多重大的事情，要选取最能反映墓主人性格特点的事迹写进去。
三是提出墓志铭文的写作要“文简而意深”，用简洁流畅的语句表达文章的主旨，生僻难懂的语句字词最好不要采用。
四是采用“其语愈缓，其意愈切”的艺术表现手法，这样才会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形成一种抒情委婉的的风格。
欧阳修有他追求的文章风格，他是古文改革的践行者，从这篇墓志铭文中就能看出来。他不会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放弃自己的写作原则，他是以一个历史学家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来写这篇墓志铭文，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其实欧阳修本身就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以一己之力，耗时二十年撰写完成了二十四史之一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而且和宋祁合作完成了《新唐书》，一个人独自参与两部史书的撰写，这也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欧阳修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纵观欧阳修的一生，他是时代的弄潮儿，他堪称楷模的人格和堪为人师的文章，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在他和他的追随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古文复兴运动达到了顶峰，同时也开创了宋代文学繁荣昌盛的局面。
欧阳修有着强烈的社会担当，他没有选择随波逐流，他在古文复兴的道路上实现了自我价值，他也是古文复兴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上承唐代韩愈和柳宗元的余勇，下启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北宋著名文学家的文风。
欧阳修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的一生在古文复兴运动的道路上努力前行，尽管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和挑战，但是他都选择义无反顾的坚持。他写出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对骈体文和时文的回击，是对日益落伍、日渐式微、已经无法跟上时代步伐的旧文体的革新。
欧阳修还是一位学者型的官员，他在文学和史学方面的成就是世人所称道的，欧阳修除了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外，他在史学上的成就也是很高的，就像前文说过的，一人独自参与了两部史书的撰写。
他还写过《六一诗话》，开创了新的文学体裁——诗话，为后世诗歌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简便而灵活的方式。
如果要评价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和文学贡献，苏轼的这段话应该在评论区置顶：“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苏轼从四个方面高度评价了欧阳修，是说他在古文理论上的成就和韩愈是一样的；他在养学才能、品德风范、制诰论证方面的成就就像中唐时期的著名宰相陆贽；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可以比肩司马迁；他的诗歌清新、自然、流畅，又有李白的俊逸之气。
总之，如果要评价欧阳修的文学成就，“文如其人”这个词汇是最贴切的。
崔艺19121305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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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艺19121305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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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艺19121305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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