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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王维《袁安卧雪图》中所绘的“雪中芭蕉”，作为一个特殊的图像，在历代的画论与研究中多有论及，又因王维一生“笃志奉佛”，所以后世从佛学角度对之进行的解释也相对最为常见，现已在“身”与“意”的层次上形成了多种解释。本文尝试回到《袁安卧雪图》所绘制的“袁安卧雪”的咏史题材，并结合王维的生平经历以及诗文创作，对“雪中芭蕉”作为《袁安卧雪图》中局部图像的绘画构思进行再研究。

【关键词】王维 《袁安卧雪图》 雪中芭蕉 安史之乱 图像 比兴

王维《袁安卧雪图》中所绘的“雪中芭蕉”，在北宋以来的历代画论与相关研究中多有提及，而对于“雪中芭蕉”这一图像的意涵究竟为何，则可谓众说纷纭。从史传记载来看，王维一生“笃志奉佛”，因而从佛学角度对之进行的解释也相对较为常见。笔者发现，虽然这些解释皆从佛学思想出发，但他们各自所持有的观点或者角度却不尽相同，而且，随着这些解释的不断深入与演化，并由于画作的散佚，还产生了释义与图像逐步脱离，甚至渐行渐远的一种独特的审美现象。

据文献记载，最早谈及王维“雪中芭蕉”图像的当属北宋时期的沈括，沈括家中旧藏有王维的《袁安卧雪图》，图上绘有“雪中芭蕉”。在《梦溪笔谈》中提及这一作品时，沈括曾说：

如（张）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予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1]

可见，在沈括看来，“芭蕉”属于热带植物，经风历雪并不符合四时、地域的时空正常秩序，因而《袁安卧雪图》中所绘的“雪中芭蕉”应属王维“得心应手，意到便成”“造理入神，迥得天意”的一种“不问四时”的艺术虚构。但是，自沈括之后，历代画论及研究对于“雪中芭蕉”审美寓意的讨论却并未因沈括的论断而止歇，反而出现了多种推测。

其中，有持类似沈括观点者认为王维所绘“雪中之蕉”[2]是绘画不拘泥于形似的一种体现，也有持相反意见的人认为“雪中芭蕉”是完全有可能出现在现实中的景致[3]，沈括的看法只是其见闻不广所致，更有相关评论断言王维此处就是“误画了芭蕉”[4]，可谓不一而足。然而，在诸多推测之中，最为主要并影响至今的一个角度当然还是从王维信奉佛教的经历出发，探讨“雪中芭蕉”图像所蕴含的佛学寓意的解释。

一、“雪中芭蕉”的佛学释义：“身”与“意”的层次

对于王维所绘“雪中芭蕉”，沈括的解释首先将问题设定在了“自然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讨论话题之内，从而使得这一讨论本身即具有了一定的审美思辨的意味。由于王维本人又是“笃志奉佛”的著名居士，因而也就使得其后关于“雪中芭蕉”的解释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佛学。

首先，清代金农在《冬心先生杂画题记》中曾说：“王右丞雪中芭蕉，为画苑奇构。芭蕉乃商飙速朽之物，岂能凌冬不凋乎？右丞深于禅理，故有是画，以喻沙门不坏之身，四时保其坚固也。”[5]在金农看来，王维所绘的“雪中芭蕉”不只是沈括所概括的“造理入神，迥得天意”的一时挥洒，而是具有了更加具体的禅理指涉，即“雪中芭蕉”的图像其实是对“不坏之身”“四时坚固”的一种比喻。然而，对于金农这一判断，后世研究则认为其未见奥理，如钱锺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就对金农的如上解释有所质疑，并提出：“金农对‘禅理’似乎不熟。禅宗有一类形容‘不可思议’的‘话头’，‘雨下阶头湿，晴干水不流；鸟巢沧海底，鱼跃石山头’。前头两句是平实语，后头两句是‘格外谈’（《五灯会元》卷一八祖琦章次）；‘格外谈’颇类似西方古修辞学所谓‘不可能事物喻’（adynata，impossibilia）。

例如‘山上有鲤鱼，海底有蓬尘’，‘腊月莲花’……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第八》：‘火中生莲华，是可谓希有’，正是这一类比喻……假如雪里芭蕉含蕴什么‘禅理’，那无非像海底尘、腊月或火中莲等等，暗示‘希有’或‘不可思议’。”[6]

金农所撰《冬心先生杂画题记》，皆其题自画之作，因而在撰写此则与“雪中芭蕉”相关题记之时，金农是否曾见到过王维所绘的《袁安卧雪图》，仅从现存的文字判断，已不可确知[7]，又因金农擅长佛画，所以其题记的内容亦多与此相关。基于此，金农将沈括对于“雪中芭蕉”的“造理入神”的论断直接与佛学禅理连接，从“不坏之身”的角度赋予了“雪中芭蕉”更加“独立”的图像意涵。而钱锺书虽然否定了金农“不坏之身”层面的解释，提出了“不可思议”的禅理释义，但他对于“雪中芭蕉”的探讨也并没有回到原作，而是接续金农的题记提出了自己的佛学阐释。

其次，陈允吉1979年在《复旦学报》上发表的《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一文，则提出了“虚空之身”的解释。陈允吉在王维所撰的《净觉师碑铭》中发现了“雪山童子，不顾芭蕉之身”的句子，并认为：“王维对于‘雪中芭蕉’艺术处理，完全可以从他世界观中找到其根源。这幅作品在描绘自然景物的外衣下，通过某种思辨形式寄托着作者的神学寓意，它的意思就如《净觉师碑铭》中的‘雪山童子，不顾芭蕉之身’一样，表现了作者的宗教世界观。”[8]在这篇论文中，陈允吉结合了王维所撰的《净觉师碑铭》中的相关文句以及《大般涅槃经》中以芭蕉喻众生身的观念，认为王维“雪中芭蕉”的真正寓意即在于代表人的“虚空之身”。

一方面，与金农类似，陈允吉此文更多是从“身喻”的层面出发，并结合了一些重新发现的文献资料而得出的结论。虽一为“不坏之身”，一为“虚空之身”，看似矛盾，但实际“不坏”可以以“虚空”的形态呈现，而“虚空”本身即是“不坏”的，所以陈允吉与金农的观点看似不同，主要观点却殊途同归。另一方面，此文还通过“芭蕉”以及“雪中求法”等佛教符号以及佛教故事，对“雪中芭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佛学解释。在文中，陈允吉虽然也注意到了“雪中芭蕉”与《袁安卧雪图》的联系，并指出“东汉初年封建士大夫中间，也根本没有人信奉佛教”[9]，但通过王维《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以及《与魏居士书》两篇提及“袁安卧雪”的诗文，陈允吉还是将“雪中芭蕉”的创作动机归因于王维的佛教居士身份与佛学信仰。

此外，在相对晚近的一些研究中，则有学者继续发掘史传资料，根据王维母亲崔氏信奉北宗禅法[10]，而王维本人又深受南禅思想影响[11]的相关记载，提出了“南禅时空”的解释。他们认为，从时间上来看，“雪中芭蕉”颠倒了时序，也切断了时间的连续，是在试图呈现失去时间控制的本质世界[12]；而从空间上来看，“雪中芭蕉”虽未辨草木南生北长，但三千大千世界均可置于一毛孔，南北地理的空间差别，也在于一毛孔之中，因此也不必非要去辨别南北。

[13]换言之，即王维的“雪中芭蕉”在时间与空间上皆契合南宗禅法要义。此类研究文章，更多地从与王维相关的史传资料出发，有对南北禅宗思想的比较，对《坛经》中提出的时空观念与绘画艺术关联的思考，也有对由唐至明禅画发展线索的简要梳理，可以说对由王维“雪中芭蕉”所引发的相关研究有新的突破，但与此同时，在这些研究中则已鲜少提及《袁安卧雪图》，“袁安卧雪”的典故更几乎无迹可寻，“雪中芭蕉”作为一种图像不仅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且这样的价值还在不断地演化放大。

可见，自沈括、朱熹、朱翌、都穆至金农，再到钱锺书、陈允吉以至21世纪初的相关研究，关于王维《袁安卧雪图》中“雪中芭蕉”图像寓意的解释，一直在被不断探讨，而且随着研究者对于王维佛学思想、禅学观念以及诗作、画作、史传资料的挖掘，关于“雪中芭蕉”的佛学解释也在不断深入。如前所述，关于王维“雪中芭蕉”图像的佛学意涵，现有研究至少已给出了四种不同角度的解释，并可从“身”与“意”两方面的层次进行划分。一方面，从“身”的层次来看，有金农“不坏之身”与陈允吉“虚空之身”两种解释。这两种解释虽看似矛盾，但实则又有相通之处。如《五灯会元》曾记叶县归省禅师与弟子的问答，“问：‘如何是金刚不坏身？’师曰：‘百杂碎。’曰：‘意旨如何？’师曰：‘终是一堆灰。’”

[14]又《大般涅槃经》卷三十一《师子吼菩萨品》云：“善男子，譬如芭蕉，生实则枯；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善男子，亦如芭蕉，内无坚实；一切众生身亦如是。”[15]可知，“不坏之身”与“虚空之身”，其实都在于说明“身”的不长久与不真实。另一方面，从“意”的层次来看，则有钱锺书“不可思议”以及当代学者“南禅时空”的两种解释，这两种解释皆从禅宗思想出发，虽表述方式不同，但二者都认为王维的“雪中芭蕉”是超越于现实存在、脱离于俗世认知的“写意”之作。所不同的是，钱锺书的解释相对具体，将“雪中芭蕉”的图像意涵框定在了禅宗“参话头”的范围之内，认为无非暗示“希有”或“不可思议”；而当代学者则将“雪中芭蕉”的禅学解释逐步放大，甚至认为“雪中芭蕉”包含了禅理中“时间”与“空间”的多重面向。

二、图像与释义的脱离

自沈括以后，关于王维《袁安卧雪图》中“雪中芭蕉”图像意涵的讨论不断持续且常有新意。有学者指出，“从来没有一幅图像可以像‘雪中芭蕉’这样，即使已经脱离了绘画的物质媒介，没有实物作品的保存，只是通过不同方式的记载，以画面局部的观念性形式就能够得以流传至今，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和影响。这一系列的形成、使用、转述和阐释的过程使得图像本身有了被‘符号化’的倾向（tendency of being symbolic），可以说‘雪中芭蕉’已经幻化成了一个‘艺术符号’（symbol of art）”。[16]

然而，虽然说在不断转述与阐释的过程中，“雪中芭蕉”已具有了一定的“艺术符号”特征，但其图像与释义的逐步脱离，甚至渐行渐远，及其释义的不断丰富与范围的持续放大，则又与艺术图像的符号化构成了某种相悖的进程。

在沈括最初的介绍中，“雪中芭蕉”是作为《袁安卧雪图》中一处比较引人注目的景观而存在的，沈括家中旧藏有这幅作品，相信定曾反复鉴赏，而王维为何会在“袁安卧雪”的咏史题材绘画之中绘制被积雪覆盖的芭蕉，沈括认为当数神来之笔，因此断言“此难可与俗人论也”。与此同时，沈括还进一步将王维“雪中芭蕉”的图像放置于当时画论“形”“神”之辨的范畴中加以考量，认为“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谢赫云：‘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又欧文忠《盘车图》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此真为识画也”。

[17]但是，王维所画“雪中芭蕉”会引起沈括的注意，其实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形神问题。“雪中芭蕉”在王维笔下可以既具备形似，也兼具神似，而问题是在于，“雪中芭蕉”为什么会出现？一是芭蕉为何会被积雪覆盖，凌冬不凋，这样的自然现象是否存在？二是“袁安卧雪”的咏史图绘之中为何会采取“雪中芭蕉”的构图？对此，沈括并没有给出答案，而是直接用“形神问题”代替了“存在问题”，得出了“艺术真实”高于“自然真实”的结论。由此，“雪中芭蕉”作为一处局部图像，即开始脱离其原始画作，具备了被单独提及与解释的可能。

其后，如前所述，在沈括的基础之上，金农将“雪中芭蕉”解释为喻沙门“不坏之身”，钱锺书提出“不可思议”的禅理解释，陈允吉以及新近的多项相关研究，又将“雪中芭蕉”的佛学阐释逐渐深化。如果说沈括在谈及《袁安卧雪图》的过程中，将“雪中芭蕉”的话题提出，使之成为了画史中的一则公案，是“雪中芭蕉”作为一处局部图像开始脱离其原始画作的肇端，那么金农的题记以及钱锺书、陈允吉等人的研究，则又使得“雪中芭蕉”的释义逐步与其图像脱离。可以说，在现今人们的讨论语境中，“雪中芭蕉”已成为了一种想象中的图像，在不同人的印象中会有不同的呈现，而其画作与图像、图像与释义之间，则存在着双重的脱离现象。

三、脱离后的反观

如果尝试回到沈括最初的描述，则“雪中芭蕉”首先是王维画作《袁安卧雪图》中的局部图像，因此无论从“身”还是“意”的佛学层次对王维“雪中芭蕉”的意涵进行解释，都不应该脱离《袁安卧雪图》的画作及其主题，也不应脱离“雪中芭蕉”的图像本身。或言之，即在对王维“雪中芭蕉”的意涵进行解释之时，还是应该回到画作与图像的角度展开讨论。那么，王维为什么要画《袁安卧雪图》，并在画中绘制“雪中芭蕉”的图像呢？笔者认为，要探讨这一问题，有必要首先回到“袁安卧雪”的历史记载。

“袁安卧雪”的典故原出自《后汉书·袁安传》李贤注所引《汝南先贤传》云：

时大雪，积地丈余。洛阳令自出案行，见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门，无有行路，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问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为孝廉也。[18]

从这则记载来看，“袁安卧雪”讲述的是东汉时期的袁安在一次洛阳大雪过后，因考虑到其他人可能也正处于饥寒之中，所以宁可自己挨饿受冻，也只是僵卧于室、闭门不出的故事。在故事中，有乞食者路过他的住所，见积雪盈门，皆认为他已经身故，直到洛阳令遣人除雪入户，才发现他只是不愿自己干扰到别人。袁安也因此被洛阳令所赏识，并被举为孝廉。

从这则记载来看，“袁安卧雪”的典故体现了袁安为他人着想的贤德品质，但从时代背景来看，东汉初年佛教还未产生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泛影响，所以，袁安的所作所为很难说与佛学思想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如果从《宣和画谱》等记录有王维画作名称的画论著述来看，则不难发现，王维绘画所涉及的题材其实相当广泛，其中既有佛教题材，也有山水、风景、山居农作以及人物肖像、历史典故等众多题材。

如《宣和画谱》所录：“今御府所藏一百二十有六：太上像二，山庄图一，山居图一，栈阁图七，剑阁图三，雪山图一，唤渡图一，运粮图一，雪冈图四，捕鱼图二，雪渡图三，渔市图一，骡纲图一，异域图一，早行图二，村墟图二，度关图一，蜀道图四，四皓图一，维摩诘图二，高僧图九，渡水僧图三，山谷行旅图一，山居农作图二，雪江胜赏图二，雪江诗意图一，雪冈渡关图一，雪川羁旅图一，雪景饯别图一，雪景山居图二，雪景待渡图三，群峰雪霁图一，江皋会遇图二，黄梅出山图一，净名居士像三，渡水罗汉图一，写须菩提像一，写孟浩然真一，写济南伏生像一，十六罗汉图四十八。”[19]又如《米芾画史》记载：“王琪字君玉，收王维画尧民鼓腹图。”[20]可见，王维虽笃志奉佛，但他曾绘制如《维摩诘图》《高僧图》《渡水罗汉图》《须菩提像》《净名居士像》《十六罗汉图》和《雪江诗意图》《雪景山居图》《雪景待渡图》等大量的佛教人物以及雪景山水题材的画作，尽可在其中表现其佛学思想或佛学隐喻，而《运粮图》《蜀道图》《四皓图》《写济南伏生像》《尧民鼓腹图》，以及他在表现东汉时期典故的《袁安卧雪图》中绘制“雪中芭蕉”等，则很难说创作者想要表达的一定是佛学的内容。

而且，“袁安卧雪”的历史记载还有两点细节也同样值得注意：其一，“袁安卧雪”的事迹发生在洛阳大雪之后，而此次的大雪无疑具有灾害性，不但降雪“积地丈余”，而且人们显然也没有充分的准备，所以应是一场突发性的雪灾；其二，袁安之所以坚持僵卧不出，最重要的考虑即在于“不宜干人”，说明在袁安看来，突发性的雪灾使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因此不外出干扰他人，不在缺衣少食的环境中再去争夺资源，其实是为他人着想的一种选择。正如金农所说，芭蕉为“商飙速朽之物”，因此，“雪中芭蕉”之所以会凌冬不凋，会产生积雪覆盖于芭蕉绿叶上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大雪骤降，猝不及防。所以，笔者认为，王维在《袁安卧雪图》中绘制“雪中芭蕉”，更有可能是咏史题材绘画中常见的一种“烘托”的手法，目的即在于表现洛阳大雪的环境氛围，或言之，是为了用“雪中芭蕉”的图像来烘托这场雪灾所带来的突发性感受。

其实如前文所引，在沈括之后，宋代僧人释惠洪也曾谈及王维所绘的“雪中芭蕉”，并持有与沈括不尽相同的观点。在惠洪看来，“雪中芭蕉”是真实中可能存在的景观，并曾说：“始知前辈，虽画史亦不苟”，认为王维的咏史题材绘画有着细致且符合历史环境的构图，并非只是“不问四时”的艺术虚构。此外，释惠洪在《冷斋夜话》卷四“诗忌”条目中还曾以王维“雪中芭蕉”的图像为例，从诗歌创作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众人之诗，例无精彩，其气夺也。夫气之夺人，百种禁忌，诗亦如之。曰富贵中不得言贫贱事，少壮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强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脱或犯之，谓之诗谶，谓之无气，是大不然。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以绳墨哉！如王维作画雪中芭蕉，诗眼见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荆公方大拜，贺客盈门，忽点墨书其壁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皈欤寄此生。”坡在儋耳作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岂可与世俗论哉！予尝与客论至此，而客不然吾论。予作诗自志其略曰：“东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余万丈光。雪里芭蕉失寒暑，眼中骐骥略玄黄。”[21]

可见，释惠洪认为“诗者”是需要“妙观逸想”的创造性思维的，他反对过分拘泥于“百种禁忌”，即所谓“限以绳墨”式的创作。而且，在此则诗论之中，惠洪还提出了王安石与苏轼诗中“妙观逸想”，突破“绳墨”的具体案例。一方面，释惠洪认为王维所绘“雪中芭蕉”虽然是咏史题材画作中的一处图像，但其中其实体现了画家严谨不苟的构思。另一方面，释惠洪又列举了王安石在拜相之后、宾客盈门之时诗中所透露出的归隐之意，以及苏轼在经过了平生辗转颠沛的仕途生涯过后诗中所表达出的豁达与豪迈。以此推知，在释惠洪看来，王维是将袁安处于生命危急时刻的泰然与隐忍，通过“雪中芭蕉”的物象方式传达了出来，其作用与诗作之中的点睛之笔相类似，是画作中重要的一处“神情寄寓于物”图像。

质言之，王维《袁安卧雪图》中的“雪中芭蕉”，正是绘画艺术借助图像来传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创造，虽被不理解之人讥讽为“不知寒暑”，但其实是全画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解释画作主旨，并传达画者思绪的作用。正如苏轼在品评柳宗元诗时所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22]，“雪中芭蕉”虽被后世的许多画论家认定为不存在于现实之中的事物，但这一图像，一方面表现了洛阳骤降大雪所带来的猝不及防的感受，另一方面也衬托了画作主人公袁安在灾难面前仍能泰然处之的心境，虽然“反常”，但其实“合道”，也使得这样的作品更加具有“奇趣”。

所以，沈括用“得心应手，意到便成”“造理入神，迥得天意”，而释惠洪用“妙观逸想”“神情寄寓于物”来形容王维的这幅画作，看似观点一致，其实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相比于沈括用“形神问题”直接代替“存在问题”，释惠洪则提出了“雪中芭蕉”作为神情衬托的物象作用。可见，王维此画虽看似一时挥洒，但如果回到画作，回到画作所表现的咏史题材，以及“雪中芭蕉”的图像，则很有可能得到不尽相同的解释。

四、“雪中芭蕉”与王维的诗文

如前所述，在王维的诗文记载之中，有两篇曾提及“袁安卧雪”的典故，其一为诗作《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另一则是《与魏居士书》。首先，从《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来看，王维在诗中说：“寒更传晓箭，清镜览衰颜。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借问袁安舍，翛然尚闭关。”[23]可知此诗是一首在雪景山居之中思念友人胡居士之作，从诗中“清镜览衰颜”的一句推测，此诗大约写于王维晚年，而诗中提及“袁安卧雪”的典故，同样体现出王维对于袁安高洁品格的推崇，即在充满寒意以及萧瑟、孤寂的环境之中所能保持的一种从容、超脱之态。其次，从《与魏居士书》一文来看，王维写道：

足下太师之后，世有明德，宜其四代五公，克复旧业……仆见足下裂裳毁冕，二十余年，山栖谷饮，高居深视，造次不违于仁，举止必由于道。高世之德，欲盖而彰……且又禄及其室养，昆弟免于负薪，樵苏晚爨，柴门闭于积雪，藜床穿而未起。若有称职，上有致君之盛，下有厚俗之化，亦何顾影步，行歌采薇？是怀宝迷邦、爱身贱物也。岂谓足下利钟釜之禄，荣数尺之绶？虽方丈盈前，而蔬食菜羹；虽高门甲第，而毕竟空寂。人莫不相爱，而观身如聚沫；人莫不自厚，而视财若浮云。于足下实何有哉？圣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洁其身而乱大伦，知名无所著也，故曰欲使如来名声普闻，故离身而返屈其身，知名空而返不避其名也……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此近于不易，愿足下思可不可之旨，以种类俱生，无行作以为大依，无守默以为绝尘，以不动为出世也。仆年且六十，足力不强，上不能原本理体，裨补国朝；下不能殖货聚谷，博施穷窘，偷禄苟活，诚罪人也。然才不出众，德在人下，存亡去就，如九牛一毛耳。实非欲引尸祝以自助，求分谤于高贤也。略陈起予，惟审图之。[24]

此篇文章是王维写给其友人魏居士的一封书信，主要内容在于阐述自己对于隐居与出仕相互关系的思考，并从而劝解魏居士不必拘泥于“隐”的表象，而是可以“知名空而返不避其名也”。在文中，王维列举了许由、嵇康、陶潜等历史上著名的隐逸之士的经历，并认为他们的做法未必可取。在王维看来，“无可无不可”方是面对隐居或者出仕的最佳心态。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出发点，即使一时未能实现，也不必感到不适意，因为如果意识到“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不会被“得”“失”所影响，同时也就不会执着于“隐”或“显”的生活状态。

在这篇文章之中，王维在“足下太师之后，世有明德，宜其四代五公，克复旧业”以及“且又禄及其室养，昆弟免于负薪，樵苏晚爨，柴门闭于积雪，藜床穿而未起”几句中涉及了袁安。其中，“四代五公”指的是“后汉袁安，安子敞，孙汤，汤子逢、隗皆相，继为三公”[25]，“柴门闭于积雪”则为“袁安卧雪”的典故，从袁安生平的相关记载不难看出，无论他是处于微时，还是出将入相，都始终保持了贤者的品格以及志趣，相信这也是王维在此篇文章中反复提及袁安的原因之所在。

《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与魏居士书》是王维现存文学作品之中，仅有的两篇明确提及“袁安卧雪”典故的诗文，比照这两个作品，则可知：其一，王维在这两篇诗文中提及“袁安卧雪”的典故，主要表达了一种对于袁安与世无争超然态度的称赏之意；其二，这两篇诗文皆作于王维晚年，除《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中有“清镜览衰颜”的表述之外，《与魏居士书》的文末，更有王维自述“年且六十”“偷禄苟活，诚罪人也”。可以说，“袁安卧雪”是王维晚年时比较感兴趣且乐于应用于其诗文创作之中的一则典故。

关于王维的生卒年，目前学界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因为“据《新唐书》本传，王维‘上元初卒，年六十一’，而《旧唐书》则载其‘乾元二年（759）七月卒’，不载享年。清人赵殿成取新书‘年六十一’之说，又据王维《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一文之系尾年月，将‘上元初卒’修正为上元二年（761），进而推算王维生年在武后长安元年（701）。

事实上，《新唐书》不但误载王维卒年，并其享年亦非无可置疑。据两《唐书》本传，王缙建中二年（781）卒，享年82，由此推算其生年当在圣历三年（700），这就比乃兄王维还早生一年，此即流行于王维研究界的‘兄生弟后’矛盾”。

[26]所以，关于王维生卒年的考证现已存在多个版本，如：1.取《旧唐书》记载的卒年和《新唐书》标明的享年，推定王维生于圣历二年（699），卒于乾元二年（759）；2.按《新唐书》之说认为王维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上元二年（761）[27]；3.按史传中关于王维、王缙的记载并规避“兄生弟后”矛盾，认为王维生于久视元年（700），卒于上元二年（761）[28]；4.按王维《责躬荐弟表》中“臣又逼近悬车”的表述，认为王维生于长寿三年或证圣元年（694或695），卒于上元二年（761）[29]；5.按王维《与魏居士书》《哭祖六自虚》以及《慕容承携素馔见过》等诗文，认为王维生于长寿二年（693），卒于上元元年（760）；6.更有按《与魏居士书》《送韦大夫东京留守》等诗文以及唐史之中关于杨国忠“搜天下奇杰”的记载，认为王维生于证圣元年（695），卒于乾元二年（759）[30]等，目前尚无定论。

因此，如仅从《与魏居士书》一文来看，综合各说，则存在两种推论。其一，认为《与魏居士书》写于安史之乱前，且文中“又属圣主搜扬仄陋，束帛加璧，被于岩穴；相国急贤，以副旁求，朝闻夕拜”中的“相国”指的是杨国忠，而文章则作于“（杨）国忠入相次年，即天宝十二载（753）”。[31]其二，认为《与魏居士书》写于安史之乱后，如张清华在《王维年谱》中即说：“查王维全部诗文，实记本人年岁的，只有《与魏居士书》一文，文中云：‘仆年且（宋蜀本《王摩诘文集》‘且’作‘俱’）六十，足力不强。’又云：‘上不能原本理体，裨补国朝；下不能殖货聚谷，博施穷窘，偷禄苟活，诚罪人也。

然才不出众，德在人下，存亡去就，如九牛一毛耳。’从字里行间表现出王维的思想情绪看，似应写于宥罪复官以后，与《贵躬荐弟表》中的思想颇相似。”[32]又陈铁民在《王维生年新探》一文中认为：“‘偷禄苟活，诚罪人也’‘德在人下’云云，正是指自己曾受安禄山伪职、又被宥罪复官说的，同样反映了王维当时的愧疚心情。考维被宥罪复官在乾元元年（758）春，因此这篇文章当作于乾元元年（758）春之后。”[33]

笔者认为，如果《与魏居士书》写于天宝十二年（753），是为相国杨国忠招揽人才之作，那么王维“足力不强……偷禄苟活，诚罪人也……才不出众，德在人下”等表述，则与所谓“杨国忠主政之初朝野呈现的政治新气象”并不相符，更不能说“正是在这种新气象的感召之下，王维热情地鼓励魏居士出仕，认为出仕利国、利民、利家、利己，为此还批评了拒仕的许由、嵇康，讥讽了弃官的陶潜”。[34]而且，据《新唐书》等正史记载，杨国忠于天宝十二年（753）虽有简化选拔任用手续及流程的举措，但杨国忠“阴使吏到第，预定其员，集百官尚书省注唱，一日毕，以夸神明，骇天下耳目者。自是资格纷谬，无复纲序”以及“先是，有司已定注，则过门下，侍中、给事中按阅，有不可，黜之。（杨）国忠则召左相陈希烈隅坐，给事中在旁，既对注，曰：‘已过门下矣。’希烈不敢异”[35]等做法，则显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存在着争议。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维修书给“柴门闭于积雪，藜床穿而未起”且素有隐逸怀抱的魏居士，劝解其出仕为杨国忠效力，似于情于理不合。因为如果王维从内心认同杨国忠任宰相初期的选任举措，并修书给魏居士劝其与自己同朝为官，则不应把自身的情况写得如此消极，而如果王维并不认同杨国忠“骇天下耳目”的选任方式，则更不必要劝解怀有隐逸思想的魏居士在此时出仕。因此，从《与魏居士书》中王维的种种表述来看，这篇文章更有可能是作于安史之乱以后，即王维宥罪复官的乾元元年（758）春之后。

如前所述，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曾写道：“相国急贤，以副旁求，朝闻夕拜”，如其中“相国”并非指代杨国忠的话，则“急贤”者就另有其人。据《旧唐书·杨绾传》记载：“天宝末，安禄山反，肃宗即位于灵武。绾自贼中冒难，披榛求食，以赴行在。时朝廷方急贤，及绾至，众心咸悦，拜起居舍人、知制诰。”[36]可知安史之乱爆发，肃宗在灵武即位后，朝廷曾经急于求贤，以平定叛乱、重振朝纲。又据《千唐志斋藏志》下册《唐故中大夫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州本管都防御经略招讨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乐安县开国男赠紫金鱼袋孙府君墓志铭并序》中所记：“居累月，刘晏为京兆，采掇后来，以佐畿剧，遂奏授京兆府云阳县尉。邑中庶务，刘并委达，一境决遣而生风，诸曹仆速而何数。

声溢朝听，最归府庭。寻除长安县尉。佐剧毂下，名灼京师，宰府急贤，意如不及。不三旬，而拜监察御史。”[37]可知《新唐书》文艺传中所记载的孙逖之子、桂州刺史孙成[38]，也曾经历“宰府急贤”之时，有研究认为，这里的“宰府”是指元载[39]，又因元载为唐上元、宝应年间宰相。所以，唐朝自安史之乱爆发，肃宗灵武即位，以至肃宗收复两都，再至安史之乱彻底平息期间，朝廷可能皆有“急贤”的情况，且这种情况在唐代其他时期历史的记载与表述之中并未出现。

此外，王维曾作《为相国王公紫芝木瓜赞并序》，据《王右丞集笺注》所注“相国王公”即宰相王玙。[40]王维在文中说：“公尤不敢当，归美于今上，以为震位先兆，孝德动天，至乾元二年（759），乃画图以进。诏报曰：‘芝草者，延寿之征也；木瓜者，投报之应也。盖至诚所感，有开必先。朕与卿道契云龙，义同水石，位崇台袞，寄重股肱。故得嘉瑞荐臻，灵物昭格，君臣同德，区宇克宁，览其进图，可为嘉应。’”[41]则王维在乾元二年（759）前后曾与相国王玙有所往来，不仅为王玙“孝德动天”的事迹写过文赞，还歌颂了肃宗的功德。

据《新唐书》肃宗本纪记载：“（乾元）二年（759）正月己巳，群臣上尊号曰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42]可见王维《为相国王公紫芝木瓜赞并序》一文也正作于此时，从中亦可看出王维宥罪复官后“上报圣恩，下报慈爱”的感恩心理。[43]又因王玙为琅琊王氏之后[44]，“少为礼家学”，玄宗时即被擢为“太常博士、侍御史，为祠祭使”，虽人望较轻，也无特别的才能，“既骤得政，中外怅骇”，甚至一度因巫蛊之事被罢免，但“出为淮南节度使，犹兼祠祭使”，则可见王玙在祠解、祠祷以及神仙事方面始终深得玄宗、肃宗赏识。

一方面，从王维撰写《为相国王公紫芝木瓜赞并序》一文可看出，其于安史之乱后仍因文采卓著而比较受到朝廷重视；另一方面，王维写《与魏居士书》一文更有可能是在收复两都后的安史之乱平定过程中，因平叛“急贤”而劝解魏居士出仕而作。又因王维宥罪复官后担任宰相之人，如王玙，长于神仙事、老子道，并为琅琊王氏之后，所以王维劝解“山栖谷饮，高居深视”的魏居士在此时为官也更加符合相关人物的性格特征。

综上，王维诗文中提及“袁安卧雪”典故的《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与魏居士书》两篇，皆创作于王维晚年。此时的王维很有可能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变故，虽宥罪复官，且接连升迁，但王维的心态已与安史之乱前大相径庭。如据《旧唐书》记载：“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瘖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宫，其工皆梨园弟子、教坊工人。

维闻之悲恻，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会缙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乾元中，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 45]可知王维在安史之乱爆发初期，因战事忽起，不及出逃，曾被安禄山所俘，并曾被拘禁于洛阳普施寺中，虽称病亦不得免，终为安禄山所用。

后安史之乱逐渐平定，王维因曾担任安禄山伪官而被定罪，所幸其曾作《凝碧诗》表明心迹，其弟王缙又自愿削官以赎兄罪，才得以被赦免。在乾元、上元年间，王维始终被“安史之乱”的后续影响所困扰，而他对“袁安卧雪”典故的关注可能也正兴起于此时。因此，对照《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与魏居士书》诗文的写作时间，笔者认为王维的《袁安卧雪图》也存在着绘制于王维晚年，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的可能。

一方面，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的爆发十分突然。自安禄山范阳起兵至洛阳沦陷，前后仅用了34天的时间，其间明皇幸蜀，王维却未及出逃，因而陷于洛阳，其状态与同在洛阳遭遇了突发性雪灾的袁安相似，皆有令人猝不及防之感。另一方面，王维被安禄山所俘，拘禁于洛阳普施寺中，以及之后被授以伪官，他都始终隐忍，虽“服药取痢，伪称瘖病”，又作《凝碧诗》表达心境，但并没有进行过相对激烈的反抗，这一点与“袁安卧雪”典故中所记述的“不宜干人”的想法也有一定程度的互通。

“如和王维颇有交往的杜甫，在《奉赠王中允维》一诗中写道:‘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公然为王维辩护，赞扬他的装哑行为。王维去世后，杜甫又对王维的诗作和人品作了高度的评价：‘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漫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钱起在《故王维右丞堂前芍药花开凄然感怀》一诗中，也借赞芍药来颂扬王维‘更胜青松守岁寒’。”[46]可见在当时人们的评价之中，对于王维安史之乱过程中的隐忍行为亦多表示理解。

另据《太平广记》所载：“天宝末，禄山初陷西京，（王）维及郑虔、张通等，皆处贼庭。洎克复，俱囚于宣阳里杨国忠旧宅。崔圆因召于私第，令画数壁。当时皆以圆勋贵无二，望其救解，故运思精巧，颇绝其艺。后由此事，皆从宽典。”[47]则可知王维在等待脱罪期间，还曾一度被囚禁于宣阳里杨国忠旧宅之中，其时，宰相崔圆知王维善画，遂召王维等人至其私第作画数幅，而王维亦知崔圆“勋贵无二”，所以也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救解，于是“运思精巧，颇绝其艺”。

据此推测，如王维《袁安卧雪图》绘于安史之乱后，则很有可能是借史咏怀的一幅作品，即借图绘“袁安卧雪”的典故在类比自己处于“安史之乱”中的心境，或者说王维所要表达的，正是他在安史之乱中的无奈，希望观画者可以理解他“不宜干人”的初衷。而画中“雪中芭蕉”的图像则起到了明显的景物衬托作用，应属咏史题材诗文、绘画当中皆比较常见的一种“比兴”手法。

结语

王维所绘《袁安卧雪图》以及图中的“雪中芭蕉”，自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出以来，历代画论及研究中亦多有论及且偶有新意。其中，从王维“笃志奉佛”的生平经历出发，对“雪中芭蕉”的佛学寓意进行解释的论述，不在少数，并逐渐产生了“身”与“意”层次上的多种解释。然而，这些解释在尝试对王维的“雪中芭蕉”进行分析论辩之时，却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对“雪中芭蕉”的解释逐渐脱离了《袁安卧雪图》的画作题材，甚至是“雪中芭蕉”的图像本身而展开讨论。这种图像与释义的脱离，以及过度思想化绘画者创作意图的现象，在古代画家、画学研究中，可谓时有出现。

笔者认为，对于王维《袁安卧雪图》中的“雪中芭蕉”的意涵解释，还是不宜脱离画作与题材本身，王维的这一艺术创作，首先是一幅咏史题材的绘画作品，其中体现了其将“神情寄寓于物”的构思。而且，如果将“袁安卧雪”的典故与王维在安史之乱中的遭遇等历史记载以及诗文作品相对照，也有理由相信，王维的《袁安卧雪图》是他在安史之乱后所创作的一幅咏史题材的作品，意在表明其在安史之乱突发后的心境与感受，从而为“雪中芭蕉”图像意涵的讨论提供另一种可能。作者：雍文昴

注释：

[1]沈括：《梦溪笔谈》，金良年点校，中华书局，2015，第159-160页。

[2]都穆在《寓意编》中曾说：“右唐王维画《济南伏生像》，宋秘府物，今藏金陵王休伯家。余官金陵，闻休伯所藏书画甚富，一日与顾吏部华玉过之，休伯张燕，余戏谓之曰：‘必出书画乃饮。’始出宋元者，亦有唐人笔，余与休伯笑而不答，遂出此及维著色山水一卷，余不觉惊伏，以为平生之未见也。但古人之坐，以两膝着地，未尝箕股，而秦汉之书，当用竹简，今像乃箕股而坐，冯几伸卷，此则余所未晓。抑余闻维尝画雪中之蕉，毋乃类是，而不必拘拘于形似者邪？”参见张进、侯雅文、董就雄编：《王维资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2014，第369页。

[3]朱翌在《猗觉寮杂记》中曾评论：“《笔谈》云：‘王维画入神，不拘四时，如雪中芭蕉。’故惠洪云：‘雪里芭蕉失寒暑，皆以芭蕉非雪中物。岭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红蕉方开花。始知前辈，虽画史亦不苟。’洪作诗时未到岭外，存中亦未知也。”同上书，第142页。

[4]“雪里芭蕉，他是会画雪，只是雪中无芭蕉，他自不合画了芭蕉。人却道他会画芭蕉，不知他是误画了芭蕉。”参见黎靖德：《朱子语类·杂类》，中华书局，1986，第3287页。

[5]王维：《王维集校注》，陈铁民校注，中华书局，1997，第1321页。

[6]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载《钱钟书作品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第473页。

[7]据《冬心先生集·冬心先生三体诗》中《闭门非无事也》一诗所记：“邻女花钱少，山僧鹤价无。秋来新债主，却不是屠沽。雪中芭蕉一轴，王右辖画风流。摩挲押缝小印，非碌碌烂羊头。破屋三间可奈何，请看壁上煎茶歌。石如飞白木如籀，除却高人不爱他”，金农可能曾见到过王维《袁安卧雪图》的原作。

[8]陈允吉：《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第81-89页。

[9]同上。

[10]据王维所撰的《请施庄为寺表》记载，其母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大照禅师，是神秀的弟子，禅学可归属于北宗。参见王维：《王右丞集笺注》，赵殿成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320页。

[11]王维曾为六祖慧能禅师撰写碑铭，并言“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见，见无可取，法则常如”。同上书，第446页。

[12]陈少卉：《从“雪中芭蕉”看南禅时间观对王维艺术思想的影响》，《荣宝斋》2016年第12期，第150-155页。

[13]邢文：《雪中芭蕉：唐人禅画的时空观及中国禅画的基本线索》，《民族艺术》2013第2期，第16-21页。

[14]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第688页。

[15]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第三十一，《大正藏》第12册，第0552页下栏。

[16]张娲：《试论“雪中芭蕉”图像意涵》，《福建艺术》2019第4期，第22-25页。

[17]沈括：《梦溪笔谈》，第159-160页。

[18]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五，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第1518页。

[19]王维：《王右丞集笺注》，第519-520页。

[20]同上书，第526页。

[21]惠洪：《冷斋夜话》，陈新点校，中华书局，1988，第37页。

[22]释惠洪《冷斋夜话》“柳诗有奇趣”一则中曾引用苏轼的这一说法，从中亦不难看出释惠洪对这一观点的认同。惠洪：《冷斋夜话》，第44页。

[23]王维：《王右丞集笺注》，第122页。

[24]同上书，第333-334页。

[25]同上书，第335页。

[26]邱小毛、袁志成：《王维生于证圣元年新证》，《中国文学研究》2014第2期，第47-50页。

[27]详见王维：《王右丞集笺注》，第548-557页。

[28]详见张清华：《王维年谱》，学林出版社，1988。

[29]详见姜光斗、顾启：《王维生卒年新证》，《学术月刊》1983年第8期，第28页。

[30]详见邱小毛、袁志成：《王维生于证圣元年新证》，《中国文学研究》2014第2期，第47-50页。

[31]同上。

[32]张清华：《王维年谱》，第11页。

[33]陈铁民：《王维新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第68页。

[34]邱小毛、袁志成：《王维生于证圣元年新证》，第49页。

[3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二○六卷，中华书局，1975，第5848-5849页。

[36]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第3430页。

[37]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3部第1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第5630页。

[38]《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传中·孙逊传》云：“诸子（孙）成最知名”，又云：“成通经术，奏议据正。”可知孙成是唐代颇具声名的文士。

[39]卞孝萱：《唐代文史论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15页。

[40]王维：《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79页。

[41]同上。

[4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本纪第六，第161页。

[43]参见陈丽平：《王维忠君、感恩心态的另类表白——从〈为相国王公紫芝木瓜赞〉神人感应谈起》，载吴相洲、高萍主编《王维研究》第6辑，学苑出版社，2013，第80-83页。

[4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表第十二中，宰相世系二中，第2655页。

[45]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第5052页。

[46]李菁、杨友庭：《论安史之乱对王维思想的影响》，载师长泰主编、《王维研究》编辑部编《王维研究》第3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第47页。

[47]冯梦龙评纂、孙大鹏点校：《太平广记钞》第2册，崇文书局，2019，第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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